2020年初，瘟疫从武汉爆发至今，对它的知识需求早已经超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范畴，转而进入更深更广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度。从“野味肺炎”唤起的对人与动物关系的重思，到历史上各种大型瘟疫留给人类社会的经验；从危机管理的全球合作机制，到被打断的资本流动与劳动者的困境；从各主权国家防疫牵涉出的“生命政治”治理，到与瘟疫伴生的种族主义在全球各地的民间社会回潮……在这场瘟疫注定将在我们生命里留下的痛苦记忆之外，我们希望以系统的公共知识生产，搭建一个人文社会向度的讨论空间，以对抗面对灾难时的无力与绝望。《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推出“疫论”系列，尝试理解这场瘟疫暴露出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既有问题，以及它将带来的深远的全球变局。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对NHS的致敬。视觉中国 资料
关心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新发展的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英国政府在3月12日关于英国国内疫情的表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反，英国的策略是“延迟”，以期最终达到“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至于这意味着何等严重的后果，在新闻发布会上，约翰逊只语焉不详地说“许多家庭将提早失去他们的挚爱亲人”，但《柳叶刀》主编Richard Horton和我国科学家饶毅等专业人士已经给出了更详尽的分析，指出“群体免疫”概念在没有疫苗情况下的荒诞性。3月16日，帝国理工大学的弗格森团队推翻了此前约翰逊发提出的防疫策略所参照的模型，称此前模型是基于错误的数据分析（对危重症病病例占比的预判过于乐观），他们发布的最新预测模型参考了意大利的疫情发展，在比较以英国政府为代表的“延缓（mitigation)”策略和以中韩为代表的“压制（suppresion）策略”之后，得出“压制策略是更优选择”的结论。这一报告迫使英美政府几乎同时加强了干预的力度，也宣告了英国政府短暂的“群体免疫”口径的逆转，放弃此前约翰逊宣布的“延缓”。目前，英国已经开始加紧防控，学校陆续停课，绝大多数企业也开始采取远程在线办公的方式运作。
第二天，英国多家媒体的封面都打出了约翰逊这句“很多家庭会痛失所爱”尽管约翰逊公布的第一个千夫所指的防疫战略已经逐渐被英国政府放弃，但仍然有许多细节耐人寻味。如果我们仔细听约翰逊3月12日的讲话，会发现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这篇讲话，与其说是给出了具体的策略，其实更多的空洞的道德宣示（ platitude），少数的言之有物的地方，是他对于保护 NHS（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不受到冲击的决心。在约翰逊看来，他首先要保护的对象，是 NHS 而不是国民，从这个逻辑出发，潜在的受感染人群，甚至已经悄然从需要救治的对象变成了冲击秩序的麻烦制造者。其二，虽然一般的观感惊讶于英国政府在疫情面前“躺倒”了事，但仔细听约翰逊以及一众官员的措辞，我们会发现，与其他政府常见的表达 （如“密切留意”，“反应”等）相比，保守党政府官员更多地在使用“拖延 至夏天”和“管理”等带有强烈主观能动性的表述。不仅如此，保守党政府在解释为何不采用封锁等积极干预措施时，举出担心民众出现“行为疲劳（behavioral fatigue) ”这一不同寻常的理由。这提示了我们，对几天前英国政府引发的“群体免疫”争议，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解读为“佛系”或放任自流的“躺倒式抗疫”，更应该分析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本文的分析，正是从这两个观察出发。先说一个有趣的数字。说起英国的政党政治，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英国与美国类似，在实际中都由两大党垄断政治资源，在美国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英国则是工党和保守党。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工党进入英国政治版图的 120 年时间里，实际执政的时间加起来，却只有短短三十年。这三十年工党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便是艾德礼政府在二战后建立了NHS。英国人对NHS有多骄傲？如果各位细心看2012 年伦敦奥运的开幕式，就会注意到英国人专门安排了向 NHS 致敬的一幕。因此，工党在历次选举中必定高举捍卫NHS的大旗。与工党相比，保守党与 NHS 的关系更微妙一些。作为一个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党，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注定了他们难以抗拒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诱惑。然而，保守党即便成功私有化了铁路（British Rail）和邮政服务（Royal Mail），甚至还打起了 BBC 的主意，却始终不敢公开挑战 NHS 的地位。哪怕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如撒切尔夫人，也要向选民反复强调自己维护 NHS 的决心。不但如此，约翰逊等政客还逐渐学会了化被动为主动，利用NHS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例如在脱欧公投的动员中，脱欧派就向选民描绘了这样的前景：从前英国每周要给欧盟交3.5亿英镑，脱欧之后政府就可以用这笔钱来支付 NHS的费用。尽管事后证明这一巨额“脱欧红利 (Brexit dividend)”只是镜花水月，但并不妨碍这一策略为脱欧派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去年12 月的大选中，保守党又利用人们对脱欧拉锯战旷日持久的厌倦心理，在选民心目中建立起“只有保守党胜选，政府才有能力处理脱欧(所谓“get Brexit done”)；只有处理了脱欧，政府才能处理 NHS等民生问题”这一逻辑链条，最终对工党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保守党竞选时打出的牌：英国每周要给欧盟交3.5亿英镑，这些钱足够每周建一所NHS医院。
然而竞选口号和实际运营医疗系统终究不是一回事。经历过去十年的保守党执政的开支紧缩政策， NHS日渐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从下图可以看出，NHS 的经费增长，在保守党执政以及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执政期间显著低于历史平均数字。坦率地说，紧缩政策并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欧盟对赤字率的严苛要求，使得不少欧盟国家在预算上捉襟见肘，民众怨声载道。这次疫情意大利的局面如此惨烈，与此不无关系。但即使与其他实行紧缩政策的欧盟国家相比，NHS 的资源不足问题也显得比较突出。就拿医院床位来说，世界经合组织的数字表明，英国每千人只有2.6个医院床位，是日本的五分之一，低于意大利的3.2和中国的4.3。另外，英国每千人只有2.8个医生和7.9个护士，同样也远低于世界经合组织的平均值。保守党政府当然也意识到目前的 NHS 资源配备完全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疫情——帝国理工的最新报告显示，倘若按照保守党政府此前宣布的“延缓”策略，哪怕是在比较乐观的情况下，需要的ICU 床位也将至少是存量的8 倍，死亡人数则会达到 25 万人之多——保守党此前将部分希望寄托在退休医护人员能在短时间内重返岗位，然而《卫报》最近的调查显示，大部分退休医护人员并没有意愿响应政府这一号召。因此，只有理解了保守党执政下 NHS 资源多么捉襟见肘，才能理解为何延缓疫情峰值对约翰逊政府如此关键，至于“群体免疫”这一引起轩然大波的概念，不过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说辞罢了。
尽管在英国民众的观感中， NHS 服务体验下滑（主要是患者候诊时间太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么多年下来，保守党总能通过话术掩盖这一事实，在近年的选举中基本没有因为 NHS 问题被工党占到什么便宜。但考虑到这次疫情对 NHS 造成的潜在冲击实属前所未见，相信保守党政府在参考了其他各国的经验后，已得出结论：NHS 的承受能力实际上比民众所感知的更脆弱。因此保护 NHS不受冲击，成为了保护过去十年保守党政府执政遗产的首要任务。疫情，对民众而言是健康问题，但对于政客而言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何况问题一旦全面暴露，葬送的绝对不是约翰逊一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是保守党未来的选情。类似地，在我们追问英国政府为什么不采取中国或意大利式的封锁政策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措施的实施都依赖足够的警力，而过去十年在保守党政府施政下，警力方面的削减同样让人诟病。平心而论，在过去几年里，英国民众对警力削减的抱怨并不严重，因此这个话题更多地出现在议会的辩论里。但如果保守党政府在采取封锁政策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削减警力的后果，那么对反对党同样也是一份大礼。行文至此，我们大概就能明白约翰逊所提到的“群体免疫”其实不代表保守党政府的防疫策略——事实上，“群体免疫”只是对一个状态的抽象描述，本身也不可能成为策略，卫生与社会保障大臣近日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保守党政府的真正用意，是在多年公共开支不足的前提下仍勉力维持民众对公共服务的信心，以免酿成公共健康和政党政治的双重灾难。本文开头谈到，英国政府一开始拒绝大规模封锁，是出于对民众可能会出现“行为疲劳（behavioural fatigue）”的担心。具体而言，“行为疲劳”指的是如果在疫情一开始便实施力度很大的干预，在一段时间后，当民众产生厌倦心理不再愿意配合时，高风险的行为（如大规模集会）将会出现反弹，如果此时正值疫情达到峰值，将一发不可收拾。这一名词虽然在媒体报道中一笔带过，却是约翰逊政府防疫政策中关键的一个考虑，也提示了轻推小组（nudge unit)及行为科学理论在英国防疫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因如此，才有了 681 位英国行为科学家签署公开信一事。这封公开信对“行为疲劳”这一关键概念提出了质疑，并要求政府公布这一论证的根据。事实上，就连轻推小组自己的顾问，也撰文批评“行为疲劳”这一概念在科学上站不住脚。所谓 “轻推小组”，其正式名称是行为洞察团队 （Behaviral Insights Team，或 BIT)， 前身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 2010 年引入内阁的顾问团队，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业务遍布三十个国家的半官方机构。熟悉经济学或心理学的读者，想必能马上看出这个机构与塞勒（Richard Thaler，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塞勒的主要贡献，是将经济学和心理学打通，对“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心理账户 (mental accounting)”等新古典经济学不屑于研究或无法解释的“非理性”经济行为作出系统解释。严格地说，塞勒并不是第一个考虑经济决策中的非理性成分的经济学家，早在五六十年，西蒙（Herbert Simon，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就曾提出“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的假说，认为人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信息和理性往往并不充分，因此更依赖于一系列心理捷径 (heuristic)。由于种种原因限制，有限理性理论在与经典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直到塞勒结合了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的心理学研究，才在西蒙等人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对经典经济学假设构成了更深刻的挑战，以至于有评论者感叹“塞勒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杀死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时至今日，行为经济学的应用非常广泛，今天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游戏化设计(gamification)，就借鉴了大量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行为经济学的走红，其实也离不开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此起彼伏的怀疑论思潮。回到 2010 年，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并不是唯一对“轻推”这一概念感兴趣的政府首脑（奥巴马同样很感兴趣），甚至也不是第一位对这一概念感兴趣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布朗都曾参考轻推专家的意见）。但与其前任不同，卡梅伦的兴趣，不在于利用轻推理论使民众更好地遵守法规，而在于在金融危机后为市场中的非理性成分甚至失效提供合理的解释，从而消解当时弥漫在西方社会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乃至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愤怒。在卡梅伦执政期间，保守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创新是“大社会（big society)”理论。顾名思义，这是保守党偏离撒切尔路线的一个尝试——后者的名言是“不存在所谓社会这种东西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具体而言，“大社会”理论通过调动群众和社区的积极性，填补政府削减公共服务后留下的空间，力图在原子个人主义（atomic individualism)和大政府之间取得折中。不难看出，卡梅伦对行为主义经济学感兴趣，看重的是这一理论所承诺的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力和控制力——塞勒甚至有点挑衅意味地称自己的理论为“自由至上父权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这一戏剧化的概念由两个核心部分组成，即给予个人最终选择的自由（“自由至上”），但在选项以及选项呈现方式的设计中，政府或机构可以利用人的认知偏差或心理捷径加以引导（“父权主义”），从而达到设计者追求的理想效果。甚至可以说，以轻推理论为代表的行为科学理论，实际上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行为主义转向。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士不同，塞勒等人对“姓社姓资”这一类辩论没有太大兴趣，并拒绝把 “自由意志（free will）”或“自主性（autonomy）” 等传统上被目为不可触碰的概念神秘化，同时也很难被简单归类为撒切尔——里根时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market fundamentalist)”。他们不再企图通过说教和宣传向受众传达并使他们接受某些观念，而是利用人类的本能和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达到某种预想的行为结果。因此，轻推理论的追随者对结构性的改革往往缺乏兴趣，在政策设计上往往追求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他们看来，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大都落入了一个误区，即认为重大的问题必然意味着昂贵的解决方案。相反，轻推理论的追随者醉心于通过改进交互界面(interface design)，引入游戏化设计（gamification)，利用信息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等技术性微调达到目的。从减少车辆超速到气候变化，从提高器官捐献参与率到贫富差距，在轻推理论的理论家眼中，大部分问题都可以通过点数，勋章等一个或多个微小而即时的”轻推”得到解决。例如当员工觉得工作环境压抑和无意义，结构性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改善企业文化和在企业决策中增加员工的存在感，从而加强员工对雇主的认同，而行为主义的解决方案则是将工作任务游戏化（就像亚马逊在不降低工作强度的前提下，引入小游戏试图减轻仓库员工的压力）；再比如，针对民众过度消费导致个人财政状况恶化，结构性的解决方案是检讨消费主义如何侵蚀社会价值观，但行为主义的解决方案则是设计一个 app，每一笔消费自动为用户存下零头。诚然，根据不同的场景，结构性和行为主义的解决方案各有利弊，但在施政上，后者对保守党的吸引力显然远大于前者。因此，行为洞察团队被保留了下来，各个政府部门也被鼓励听取行为科学家的意见。根据行为洞察团队的统计，2010-2016 年间，全球各国政府大约进行了 375-550 次“轻推”实验，其中英国 政府就占了300-400 次。
麦克葛妮高长期鼓吹通过游戏化设计解决现实问题，这是其名作《现实已崩坏：为什么游戏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以及游戏如何改变世界》英国政治家非常依赖自己的顾问，例如前财相贾维德（Sajid Javid），因为无法接受自己的顾问被突然解雇，不久前愤而辞职；再比如工党党首科尔宾在 12 月败选后遭受千夫所指，其中相当一部分指责并不是落在他本人身上，而是指向他的几个顾问。约翰逊本人也同样非常倚重自己的首席特别顾问康明斯（Dominic Cummings），后者参与了从脱欧公投到抗击新冠肺炎等一系列策略的出台过程，为约翰逊的一系列政治赌博立下汗马功劳。仔细观察康明斯本人的言论，会发现他（以及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均是“轻推理论”的追随者。在两年前的一次行为科学家的会议中，康明斯本人就把脱欧公投的成功视为实践“轻推理论“的得意之笔——例如上文提到的“英国每周要给欧盟交3.5亿英镑”的宣传口径，正是为了激活民众的 “损失厌恶”。据连线网站（Wired.co.uk)报道，康明斯不久前曾召集了几十家科技公司代表开会，要求他们说明自己的公司可以为抗击疫情提供什么帮助。其中外卖网站Deliveroo 和优步都提出了与政府分享数据以便实现人口的大规模追踪。令人惊讶的是，康明斯拒绝了这一提议。在康明斯等人看来，大动干戈的追踪，封锁以及因此导致经济活动失速，与他们信奉的“轻推”理论相比，显然是太笨拙，太昂贵，也太不高明了。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或行为主义经济，在08 年金融危机过后，这三者在实践中的结合有着越来越强的内在逻辑。在以放松监管，为大资本减税等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为主调的80，90 年代，新自由主义往往以实现个人价值，推崇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等面目出现，而在金融危机后，这套个人为自己境遇负责的逻辑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右翼政府要求民众接受削减公共支出等紧缩政策的理由。在实践中，涓滴经济学实际上受益的主要是富裕阶层和大资本，正如紧缩政策主要伤害的是中下阶层——例如 NHS多年经费不足造成的后果，注定将由普通英国民众而非享用私营医疗服务的富裕阶层来承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轻推理论为标志的行为主义理论兴起，将注意力焦点转移到个体行为的模型的准确性和解释力上，实际上为保守党政府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其能继续回避结构性的改革以及掩盖多年紧缩政策的恶果。理解以上的背景，我们就能理解约翰逊政府此次应对失当背后深刻的政治原因。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行为主义经济学的后果注定将残酷而剧烈地交织在一起。在历史上，这些政策都曾被奉为（或至今仍被奉为）高明的智慧，只是不知道等他们被证实或证伪之时，英国人已经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